墨家有没有可能已经意识到自己理论体系的巨大短板，而后加以修正呢？我觉得可能性比较小。

也许，对很多胸怀伟大理想信念的人来说，与专制暴君的合作，不过是实现更伟大正义的一种手段。这样一位思想家，正是奉行了韦伯所谓信念伦理之人。

这个悲壮的故事，既说明了墨者为了其信念伦理，确实不惜一切代价。这种人，奉信基督行公正，让上帝管结果的信念伦理，因而会按照伟大高尚的信念投入烈火，而不会考虑他点燃烈火的最终结果[1]。前面不是说过了吗？对于信念伦理的信奉者，善大于正当性。楚悼王死后，阳城君参与了射杀变法首领吴起的报复行动。阿伦特也指出，希特勒早就发现了自己领导的纳粹运动与苏联之间的密切关系。

[34] 庞朴：《初读郭店楚简》，载《历史研究》1998年4期，第8页。这些武装化且高度严密组织起来的墨者，都紧密凝聚在一个叫做钜子（又称巨子）的政教首领控制之下，领袖一发话，就能全部赴汤蹈火。相反，越是在相互陌生的现代社会，礼乐的作用也许更为紧要。

志在重建礼乐之君子，其实亦习染于此俗。10世纪之后则形成封建的、基督教之礼乐体系，所谓骑士风度、贵族精神，以及西洋音乐，正出自于此。好恶无节于内，知诱于外，不能反躬，天理灭矣。他们没有贵族之礼乐，相互之间的关系难以清楚界定。

故真正的和一定是因不同而和，和而依然不同。至于大学园中内，有人谓，男生穿得像农民工，女生穿得像小姐。

不过，在此堕落大潮中，一股重建礼乐的力量也在悄然兴起。共同体欲进入和维持文明状态，就必须以规则节制各人之物欲，协调人际关系。随之兴起罗马文明，也即罗马礼乐，经过几百年繁盛，蛮族将其扫荡殆尽。连而不相及也，动而不相害也。

今人皆以朱子为思想家，然朱子实乃宋明社会之创制立法者，宋明社会之礼乐体系，正以朱子《家礼》为本。西方倒是有过城市化背景下的礼乐重建。然不论如何，君子不可无视于习俗，不可有为民立法之自负。物至，知知，然后好恶形焉。

疾病不养，老、幼、孤、独不得其所：此大乱之道也。宋明儒在进一步平民化的背景下，对礼乐重建之原则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，朱子《家礼》序言提出一个基本思考范式，分礼为本、文两个层面。

孟母堂主人周应之创建的诗礼春秋品牌，则试图推进汉服之现代转型。不过，真正能被国民普通认同、从而具有化民成俗之用的礼乐，必因时而制。

和亲则无怨，畏敬则不争。其次用于朝觐、射礼等场合，以正节奏。因为礼崩乐坏，中国也就从春秋之争霸，跌入战国之厮杀，一路堕落到秦制之野蛮化。最近，杭州表彰王斌为革命烈士，引起很多争议，显示了重新设计国家荣誉制度之必要性。百年前，现代知识分子大肆攻击礼教吃人，判定戏曲愚昧，刻意摧毁国民固有之礼、乐。这也就意味着，本轮礼乐重建，西洋现代历史确实可以给礼乐重建以诸多启发，甚至一些礼文也可移入。

和就是处在不同地位、扮演不同角色的人相互协调，以最低成本合作，共享合作收益。若服章者，精英以西装为礼服，在校少年儿童皆穿肥大邋遢之劣质运动服。

他们呼天抢地，而今，对世道之败坏，同样作痛心疾首状。正是礼乐塑造了周代之君子自重、高贵之品德，与优雅、得体之风度。

然而，礼文又不可一味复古。没有礼乐，即无文明，就是野蛮。

在美国，20世纪形成的中产阶级同样经历过一轮礼乐重建。不过，三代封建时代，人们皆生活于小型共同体中，故公、私生活没有截然界限。其用意值得同情，在礼崩乐坏之时，复古者的努力也可以将古礼之知识带入当下，从而有助于发现礼之意、礼之本。这个群体在皇权支持下与士族斗争，导致社会丧失领导者。

与此相关，有些地方零星出现古典成人礼。这一点，是前两轮礼乐重建中未出现的。

孔子又以此教导平民子弟习礼乐，而形成儒生群体。面对士族体制崩溃、社会再度平民化之大势，朱子《家礼》以祠堂开篇。

他们认为，现代性就是每个人张扬个性，礼乐则束缚这个神话般的个性。西洋礼乐被普适化，精英们以洋为荣。

然而，若欲望没有节制，则必将被物所支配，人化物，也即人异化为物，此物化之人必疯狂追求物欲。有的时候相互伤害，人人焦虑而不安。他们谨守礼乐，也以礼乐统合社会，维持文化、社会与政治秩序。然则，如何重建礼乐？今日不乏主张复古者。

然则，何为礼？何为乐？《汉书·礼乐志》： 乐以治内而为同，礼以修外而为异。如此，则人必相互防范，导致合作成本不断上升，以至于无法维持而解体，此所谓离。

于是，有悖逆诈伪之心，有淫佚作乱之事。礼之本需以文呈现，故无文则无本。

这些文在内为规则、制度，在外为衣裳、车旗、宗彝、乐器等名器，谓进退、周旋之仪节。古代之礼无所不包，无往不在，大体可分两类：经礼、仪礼。